编者按
旧社会中国码头工人受尽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，生活苦不堪言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湛江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霸斗争，使广大码头工人翻身做主人，获得政治解放和经济独立。为了解当时码头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抗争过程，笔者参考相关档案撰写本文，向大家讲述湛江港码头工人获得新生的历程。
上世纪50年代的霞山长桥码头。 湛江市档案馆供图
血泪史
码头工人的负荷人生
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湛江港曾是法国、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我国资源的重要海上通道。1898年11月，因中法签订了不平等条约，湛江沦为法国殖民地，法国殖民者随即在霞山建造了一座栈桥码头（即长桥码头），供木帆船装卸货物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接收湛江，继续维持港口原貌，虽然不少货物在长桥码头上下岸，可仍然是一个轮船锚地作业的自然港，轮船不能直接靠泊长桥码头，仅能在轮船到港时，由水上驳运船载货回码头，然后由装卸搬运工人搬到市区。自此以后，港口出现了一批以装卸货物为生的码头工人，但是这些工人一直备受洋商、买办、把头（即包工头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
据当时统计，在岸上作业的码头工人有1300多人，在水上驳运船作业的则有98人。他们劳动条件恶劣，使用的生产工具全是竹竿、麻绳，除在轮船装卸货物时利用卷扬帆外，其他作业均无动力机械，工人需肩运每件货物到市区各个商店和车站，所跑距离多在1公里以外，十分辛苦，加上经常吃不饱、穿不暖，当时的码头工人多患有肺病、胃病、风湿、关节炎等疾病。
这1300多名码头工人中被分为多个行会，有高州帮、吴川帮、梅菉帮等，每个帮会都有把头把持，从中吸取工人血汗，势力最大的把头有张亚伍、谭尧、黄永贵，他们和伪警察、黑社会头子互相勾结，在码头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用强迫手段迫使所有工人加入当时的“海员工会”，没有加入的则不允许干活，如有违反即受到伪警察的干涉和黑社会打手的殴打，其中码头工人潘作兰、陈迪、谭就祥等人不幸被打致重伤。
把头巧立了交际费、饮茶费、神福费等各种收费名目，均在工人工资中扣除，除上述费用外，把头还将工人余下工资与工人作“三七”之分。据统计，工人当时实际所得只是工资的30%～40%，其余则落入把头腰包。在水上驳运的船民和工人也同样受到压迫，国民党反动派在水上居民中建立保甲制度，经常对他们施行勒索、抽丁和收取各种捐税，加上当时的报关行和把头的剥削，致使船民劳而不获，如水上恶霸王泰、林积生等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“中国旅行运输社”独霸码头运输，强迫保管旅客行李，乘机偷窃货物。日寇投降后，又买到保长及“民船公会”理事职位以把持码头运输，而把头杨耀德实行所谓的“运九五扣”（即从驳运费中剥削5%），与报关行串通剥削工人20%的工资，工人生活苦不堪言。
码头工人每天劳动最少15小时以上，所获工资仅能维持当天最低生活保障。工人年轻时一个人一次能扛2包大米或10袋面粉，但到四五十岁，扛不动了就被把头赶出码头，任由其自生自灭，工人如因工致残，从未能获得任何赔偿。这1300多名工人中，80%以上都没有自己的家，也讨不上老婆，一年四季露宿街头，严冬时节，唯一御寒物是破草席和麻包，穿着衣不遮体，吃的是稀粥水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当时流传在工人中有句口头语：“有力做到无力，无力做到乞食（即乞讨），乞食做到脚直”（即饿死）。
新生史
码头工人翻身做主人
1949年12月19日湛江解放，港务工作由湛江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，1951年1月成立交通部海运总局广州区港务管理局湛江分局，统一管理湛江港务工作。是年5月，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湛江市委的指示成立湛江搬运公司，统一经营湛江港口船舶装卸和搬运业务，以扭转由把头霸占码头借以剥削工人的局面。
由于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码头工人的阶级觉悟较低，一些封建残余分子煽风点火，把头控制和威胁工人，挑起工人间的殴斗，并以罢工要挟，违抗政府成立搬运公司的政令，致使港口生产混乱。针对这些情况，党和政府认为：伪海员工会、把头、流氓打手、惯匪形成的四位一体反动势力，像大石一样压在工人头上，使工人在政治上无法翻身。因此，在湛江市委的指示和领导下，于1951年7月6日全面开展民主改革斗霸运动。
在运动中，党和政府扎根基层群众，培养反霸骨干，积极宣传政策，消除工人顾虑，收集罪行证据，发动工人与把头、流氓打手、惯匪作斗争。工人对那些横行霸道、无恶不作的把头恨之入骨，只是敢怒不敢言，此时有了党和政府的支持，工人们无不摩拳擦掌，要求清算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。群众情绪激昂、积极参与，使运动开展非常顺利。张亚伍、谭尧、黄永贵、王泰等把头被斗垮，其中张亚伍、谭尧由于罪大恶极、民愤极大，被政府执行枪决，同时清除了混在工人中的把头、流氓打手、惯匪27人，工人扬眉吐气，激发出无比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。
运动结束后，党和政府从工人中选拔大批积极分子参加企业的管理工作，如工人谭就祥，多年以挑堤和搬运货物为生，没过过一天温饱日子，甚至卖儿卖女来勉强生存。反霸斗争后，他被提拔为搬运公司副经理、装卸工大队长，被群众多次选举为企业工会主席、湛江市人大代表、广东省人大代表，从过去受压迫剥削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。
为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，党和政府调整工资制度，按工人的操作熟练程度和体力的强弱，实行了计时级别工资制，通过工人民主评定和党委审查的方式制定四级月工资标准，分别是一级64元、二级75元、三级79元，四级84元。过去他们拼命劳动一天仅能拿到三四成工资，每月赚4块或5块光洋，能买到50～60斤大米，而如今工资可买到530斤大米，同比提高750%以上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工人对因工致残、积劳成疾、老无所依感到无助和恐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政府实行工人劳动保险登记制度，规定工人可享受劳动保险福利。在登记过程中，经审查工人的历史、工龄，结果获得享受劳动保险保障的工人有773人，消除了工人的后顾之忧。
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，过去码头上敲诈勒索、偷窃成风的陋规恶习一扫而光，过去穿麻包、盖草袋的工人都添上了新衣，绝大部分以前讨不上老婆、没有房住的工人都娶了老婆和盖了新房子，享受家庭生活，工人以主人翁的身份投身港口的生产与建设，自此码头出现生机勃勃的新气象。
（作者单位:湛江港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）
